美国天价惩罚性赔偿案解析:福特被判向车祸遇难家属赔偿116亿

据外媒报道,近日,美国佐治亚州陪审团针对一起车祸事故,作出责令福特公司向遇难者家属赔偿

事故发生于2014年,某夫妇驾驶福特汽车时发生翻车事故,两人当场死亡。庭审中,原告律师提交了近80起类似翻车事故证据,指控“福特公司明知该车型车顶存在安全隐患,发生翻车事故时无法有效保护乘客,但并未就此风险向消费者发出警告。故意无视乘车者的安全,行为任性且肆无忌惮。”

随后,陪审团裁定福特公司承担17亿美元(约116.28亿元人民币)的惩罚性赔偿。

目前福特公司已提出上诉,如二审不改判,那么这将成为有史以来最贵车祸赔偿案。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已经不是福特公司第一次因安全问题获惩罚性赔偿,四十多年前的“平托汽车案”作为经典案例,是每个法学生学习惩罚性赔偿时必做的案例分析:

1971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旗下的一辆平托型汽车发生追尾事故,油箱爆炸,司机当场死亡,车上一小男孩全身90%烧伤。在赔偿诉讼中,原告律师展示的证据证明,福特公司在设计汽车时曾进行多次实验,完全知晓该款汽车在追尾事故发生后油箱极易发生泄露和爆炸。但加装减震装置消除这一安全隐患,按量产规模总计要增加1亿3750万美元成本。而按照事故发生概率计算,在事故发生后给予每位伤者和死者相应赔偿,最多将支出4953万美元。

两相权衡之下,福特公司作出抉择:出事之后你尽管索赔,我赔就是了,反正比加装安全装置省得多。

这种蔑视生命的逐利行为深深激怒了陪审团,最终作出了赔偿1.25亿美元的裁决,与福特预计中每位死者20万美元、每位烧伤者6.7万美元的赔偿相比可谓天价。

一名陪审团成员表示:既然福特公司放任事故发生是为了节省近一亿美元的生产成本,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2500万美元,以示法律对这种盲目逐利行为的惩罚。

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模型,每一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在追求以最小的经济成本撬动最大的经济利益。当实施一个不法行为的收益远远高于侵权后所需支付的成本时,对行为人来说,实施不法行为才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财力雄厚的大企业对经济赔偿有着较高的偿付能力,如果侵权后仅需支付填平受害人损失的补偿性赔偿,那么法律将沦为其成本核算中的一个环节,失去实际拘束力。

面对这种现象,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违法成本调整到远高于违法收益,重新调整“理性人”的价值评估,才能有效遏制不法行为——惩罚性赔偿的逻辑起点就在于此。

我国虽然没有类似前述案件的天文数字罚款,但也将惩罚性赔偿作为侵权责任的重要规制手段。现行《民法典》有3条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分别适用于侵害知识产权、产品责任以及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三个领域。

作为下位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据此规定,消费者遭受消费欺诈时有权请求三倍赔偿,不足500元的追加为500元。

此前备受关注的“豪车天价赔偿案”,原告车主就援引此条款向销售问题车的经销商主张1650万赔偿。此案经历一审、二审、再审,一直打到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最高法最终并未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但也足见惩罚性赔偿对消费者维权的支持力度。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马明飞教授认为,从立法本质上看,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消费者个人的权益、弥补其个人所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借助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性、严厉性,对具有高度谴责性的不法经营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制裁,使其产生“疼痛感”,由此激励消费者利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追究经营者的,遏制市场中已经或将要发生的市场不法行为,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简言之,惩罚性赔偿不仅是针对具体受害人所受损害的私人赔偿,更是一种针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的报偿。

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预言过:“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豪不畏惧。”

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来压缩利润空间,倒逼市场主体做经营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和秩序,何尝不是法律对盲目逐利行为的一种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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